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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日報:中國經濟如何邁向高質量發展新常態
來源: 《南京日報》2021年3月17日A11版發稿時間:2021-03-17 11:04

  專家在寧研討“新發展格局中的中國與世界經濟”

  3月13日,“中國經濟2021新年論壇暨首屆重大課題首席專家論壇”在南京大學舉行。論壇由南京大學經濟學院、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南京大學長江三角洲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南京大學北京朗姿韓亞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博士後科研工作站聯合主辦。來自全國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圍繞“新發展格局中的中國與世界經濟”這一主題展開研討,為國家“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貢獻智慧。 

  把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 

  ●新時代的經濟全球化進程同時也是基於資源稟賦的勞動和資源的比較優勢終結的過程,需要在創新驅動基礎上培育核心技術的競爭性優勢。 

  洪銀興(南京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國民經濟循環是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再生產環節共同作用的結果,進入新時代,面對全球化的新變局,以外循環為主體轉向以內循環為主體,主要涉及兩個方面:一是部分外向度高的地區轉向以國內循環為主體,二是產業鏈循環由外轉內。轉向以內循環為主體,需要把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擴大內需需要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供給側發力要推進產業鏈現代化,其基本路徑是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促進產業鏈與創新鏈深度融合。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涉及我國的開放型經濟的戰略性變化。新時代的經濟全球化進程同時也是基於資源稟賦的勞動和資源的比較優勢終結的過程,需要在創新驅動基礎上培育核心技術的競爭性優勢,這就要求傳統的出口導向型開放模式轉向內需型開放模式,着力點在於發展以創新為導向的開放型經濟。 

  內需成為實現新一輪全球化戰略工具資源和手段 

  ●主場全球化使內需成為實現新一輪全球化的戰略工具、資源和手段,而實施主場全球化戰略的基本前提,是假設國內形成了強大的內需或全國統一市場。 

  劉志彪(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院長):過去40多年中國經濟發展格局也是雙循環形態,不過這種雙循環對中國來説是客場全球化,其特徵是兩頭在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大進大出。而現在主客觀條件都不允許繼續實施這一戰略,全球而言很難容下中國這一超級能力提供者,國內而言趕超條件發生重大變化。主場全球化使內需成為實現新一輪全球化的戰略工具、資源和手段,而實施主場全球化戰略的基本前提,是假設國內形成了強大的內需或全國統一市場。主場全球化下,中國市場就是全球市場,中國既是世界供給中心又是需求或市場中心,中國企業將逐步成為全球價值鏈的“鏈主”,要首先培育出市場驅動型GVC的“鏈主”,在國內超大規模市場的引導下,大力發展自主創新經濟,最終實現“技術或供給驅動型的GVC鏈主”。 

  區域發展須破除經濟收斂與環境失衡矛盾 

  ●堅持探索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發展路徑的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範區政策,已經為制定以綠色築底的區域發展政策提供了範例。 

  陳詩一(安徽大學黨委副書記):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經濟放緩以及貿易爭端頻發的嚴峻形勢下,我國突出重圍實現經濟正增長,彰顯了抵禦內外部複雜環境與風險的能力。其中,區域發展政策在中國經濟發展與轉型持續向好的態勢中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地位。譬如,現階段實施時間最長、影響範圍最廣的西部大開發戰略促使西部地區經濟實力穩步提升。當前,“十四五”規劃錨定高質量發展目標,高瞻遠矚地提出要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協同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那麼,以助推經濟增長為目標的區域發展政策會導致環境惡化還是環境質量改善? 

  我們研究發現西部大開發戰略能夠促進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有效彌合了地區間經濟發展數量差距;然而,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卻增加了西部地區環境污染,拉大了經濟發展質量鴻溝,環境規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緩解西部大開發戰略對環境污染所帶來的嚴重影響。這給我們的啓示是,傳統的區域發展政策容易引發地區經濟收斂與環境失衡的矛盾,無法兼顧經濟增長與環境改善的雙贏模式,也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目標相矛盾。 

  今年是“十四五”規劃開局之年,我國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開啓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徵程,新發展階段將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根本目的,因此,必須堅持新發展理念。從區域發展政策的角度解讀,構建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佈局和國土空間支撐體系就必須要堅持均衡發展與綠色發展相統一,避免傳統上只重視經濟增長而忽視環境保護所導致的經濟收斂與環境失衡矛盾。但是目前來看,侷限於普遍意義上的環境保護政策相配套遠遠不夠,未來西部大開發戰略、京津冀協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區域發展政策的謀篇佈局和設計優化,必須自嵌更為嚴格的環境保護和綠色發展基本模塊,才能更好地繪製航線以免走彎路,從而徑直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可以説,堅持探索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發展路徑的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範區政策,已經為制定以綠色築底的區域發展政策提供了範例。 

  共生共榮推動金融同實體經濟均衡發展 

  ●實現金融同實體經濟均衡發展,在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構建共生共榮關係是一條重要的途徑。 

  範從來(南京大學長江三角洲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推動金融、房地產同實體經濟均衡發展”。這裏的實體經濟概念,即將國民經濟減去金融業和房地產作為實體經濟。人們之所以把房地產和金融業歸在一起,沒有算作實體經濟,主要是因為當今房地產表現出強烈的金融投資屬性。因此,《建議》中提出的“推動金融、房地產同實體經濟均衡發展”,實質上可以理解為金融同實體經濟的均衡發展。如何才能實現金融同實體經濟均衡發展,在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構建共生共榮關係是一條重要的途徑。 

  實體經濟是金融發展的基礎,金融則是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二者就像生物學中的種羣,是一個共生體,兩者之間的均衡發展就是要互利發展,共生共榮。在共生關係中,共生單元的利益分割決定着共生模式,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能不能形成互利共生關係,關鍵在於二者如何分割共生利益。中國目前面臨金融盈利高、實體經濟盈利低的嚴峻現實,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的利益結構急需調整。金融應通過適度降低利潤分享份額,支持實體經濟的轉型升級,只有實體經濟發展了,金融業的利益訴求才能有效實現。可以通過兩個思路調整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的利益分享關係:一是降低金融服務的價格,二是放鬆金融業的進入門檻,通過競爭抑制壟斷溢價。 

  繼續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戰略方向 

  ●如何矯正地方政府之間異樣的博弈,是決定中國經濟未來能否走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關鍵。 

  沈坤榮(南京大學經濟增長研究院院長):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未來相當長時期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將明顯增強,迫切要求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為此,需要繼續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戰略方向,向更深層次的改革要效率,向更高水平的開放要活力,向更優載體的建設要潛力,切實把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和構建新發展格局動能,走出有別於西方的現代化之路。 

  百年變局下的中國經濟增長,僅就中國的地方政府行為與經濟增長為視角來分析。例如,從經濟增長路徑來看,中國經濟要走大國發展道路,這是中國作為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所客觀決定的。大國發展道路的關鍵在於分權。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獲得的高速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地方政府驅動的,離開地方政府行為的視角,便無法透視中國經濟增長的基本邏輯。 

  在改革開放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地方政府行為主要體現為市場互補功能,總體而言正面效應大於負面效應。比如,地方政府為吸引經濟增長的生產要素展開税收競爭,雖然短期內犧牲了税率,但是長期卻擴大了税基,帶來了中國生產總值與財政收入的長期高速增長。 

  但隨着中國經濟逐步邁向追求高質量發展的新常態,地方政府行為引起的區域競爭卻愈演愈烈,合理的約束機制被不斷突破。一些領域市場功能很大程度上被地方政府所取代。比如在環境治理方面,由於不同地區無法在環境治理上達成聯防聯控的共識,激烈的地方政府競爭加劇了污染的空間轉移,不僅降低了污染治理的效率,更是影響了整體經濟質量的提升。 

  因此,如何矯正地方政府之間異樣的博弈,是決定中國經濟未來能否走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關鍵。 

  促進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 

  ●我國已進入經濟高質量發展新階段,必須充分發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作用,着力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杜傳忠(南開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所長):要素生產率是影響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總體效率,進而影響一個國家經濟發展質量的關鍵要素。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要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我國已進入經濟高質量發展新階段,必須充分發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作用,着力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一代人工智能是引領這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戰略性技術,具有溢出帶動性很強的“頭雁”效應,正在對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等方面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是推動我國科技跨越發展、產業優化升級、生產力整體躍升的重要戰略資源。新一代人工智能促進要素生產率提升的機制主要包括:第一,通過對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的功能倍加和智能替代,促進要素生產率提升。第二,是通過智能自動化的推廣應用提升要素生產率。第三,通過促進技術創新及擴散提升要素生產率。 

  人工智能技術作為一種通用性目的技術,其發揮作用需要具備一定條件,包括通過完善的新型基礎設施促進廣泛的商業應用;通過加強互補式創新,建立人工智能技術與產業發展的良性循環;需要加大互補式投資,重構企業生產流程等。為此,必須促進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加快構建以智能製造為核心的智能產業生態系統,加快推進企業數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級。強化制度、規則和標準創新與重建,為人工智能促進要素生產率提升提供良好的環境。 

  製造業產業鏈現代化需要新型政策體系 

  ●尋求通過高效的自主創新突破發達國家技術封鎖、持續提升產業鏈現代化水平,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中國製造業面臨的重大抉擇。 

  石軍偉(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現代產業經濟研究中心):尋求通過高效的自主創新突破發達國家技術封鎖、持續提升產業鏈現代化水平,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中國製造業面臨的重大抉擇。然而,製造業產業鏈現代化水平的提升,不同於一般技術進步,它是一項涉及面廣、內容複雜、體系性強、任務艱鉅的系統工程,需要進行系統的科學研究與長期的持續跟蹤分析。 

  提升產業鏈現代化水平的政策體系,應在如下三個方面進行轉換:第一,從產業鏈視角出發,構建面向製造業產業鏈現代化的新政策體系。當前的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主要面向某一特定行業,如何轉換髮展思路與基本邏輯,形成新的有利產業鏈現代化的政策體系,是首先需要研究的基礎性理論問題。 

  第二,中國製造業產業鏈現代化的政策協調機制研究。主要包括對產業鏈視角下的政策組合機制、跨區域政策協調機制、跨領域政策協調機制等方面,以便根據不同的行業特徵,精準施策,面向製造業產業鏈現代化過程中的關鍵基礎性問題,突破傳統的宏觀政策實施思路,構建長期有效的跨部門政策協調和整合機制,促進製造業提升產業鏈現代化水平所需要政策的深度融合,形成良好政策成效。這是必須系統研究的重點問題。 

  第三,中國製造業產業鏈現代化的政策動態優化機制研究。主要是如何協調政府主導與市場兩種主導機制,既發揮好政府新型舉國體系“集中力量辦大事”的作用,又能逐漸加強制造業產業鏈現代化過程中市場競爭與專業化分工機制的作用,在更大範圍促進中國製造業提升產業鏈現代化水平的路徑多樣性和政策工具的體系性,從短期、中期、長期視角,構建一個能夠自我整合、持續演化的製造業產業鏈生態系統提供強有力的多樣性政策體系支持。 

  在發展主線上拓展需求

  ●走向“十四五”,必須緊緊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在創造有效供給的同時拓展需求,以形成供給與需求相互促進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 

  葉初升(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聯席主任):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加速發展,當下世界處於百年未有的大變局之中。已經跨入中等收入階段的中國,在這個複雜變幻的時代背景下,走向“十四五”,必須緊緊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在創造有效供給的同時拓展需求,以形成供給與需求相互促進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 

  第一,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向要素市場深入推進。一方面,矯正扭曲,促進資源流動配置,以實現供給結構升級;另一方面,提高勞動收入佔比,改善收入分配,培育中等收入羣體,擴大居民需求。 

  第二,激勵市場拓展型創新。一方面增加高端產品有效供給,另一方面以吸納低收入階層就業、增加居民收入的方式擴大內需。 

  第三,投資新基建的同時,也不可忽視老基建。一方面,為供給結構升級奠定基礎;另一方面,啓動農民安居工程、推動城鄉一體化和新型城市化建設,擴大新的需求。 

  第四,把建構國內大循環與西部大開發新格局結合起來,使西部成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樞紐。一方面,增鏈、補鏈、強鏈,增強供給側產業鏈的自主可控性;另一方面,在發展西部城市羣、緩解我國區域發展不平衡的過程中,激活潛在的內需。 

  第五,發展教育,特別是職業教育和企業內培訓,一方面,為產業升級培育人力資本;另一方面,激活並滿足居民對教育等發展型需求,促進需求結構升級。 

  最後,特別強調,“十四五”期間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真正在“改革”二字上下功夫,讓市場激發主體潛能,讓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深水區的改革,應該有深水區的膽識、智慧和力量。在“十四五”時期的實踐中,要像抓脱貧攻堅那樣,紮實推進制度創新與制度變遷,為我國經濟發展開闢道路。 

  南報融媒體記者 宋廣玉

       //njrb.njdaily.cn/html/2021-03/17/content_61_20420.htm?div=1

編輯:郝靜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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